旅加学者徐滇庆在《经济学消息报》上撰文分析中国加入WTO后银行业面临的考验，指出存款分流可能导致信用危机。他说，从1996年到1998年，我国城乡储蓄存款总额平均每年上升8000亿元左右。但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的存差在逐步减少，估计在2000年城乡储蓄存款只能增加5000亿元左右。而且，这个下降趋势还在继续。也就是说，如果有5000亿左右的城乡储蓄存款从国有银行转移到外资银行去的话，就可以改变银行存款总额的大趋势：贷出的钱多于存入的钱，存差变成贷差。改变这个趋势只需要转移相当于银行存款总额的6％左右。换言之，只要有6％的存款从国有银行转移到外资银行去，就可能跨越一个心理上的临界点。按照一般金融理论计算，影响中国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警戒点可能要大大高于这个动摇民心的心理临界点。绝不能低估这一临界点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影响。一旦出现这个临界点，就有可能触发对国有银行的信用危机。人尽皆知，在中国银行系统中有 28％的坏账。民众存款中有相当一部分已被国有企业亏掉了，谁都害怕这部分亏掉的正好是自己的积蓄。于是，一旦存进银行的钱少于贷出的钱，银行存款总额开始下降，有人就会很理性地考虑，还是趁早把自己的血汗钱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外资银行为妙。只要有几个人开始这样做，就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甚至导发挤兑风潮。倘若如此，就很可能把原来藏在桌子下面的银行内部大量坏账的问题翻上桌面。

（编注：听徐先生现在说这一番话，似乎还有一种“把国无事忧天倾”的感觉。早着哩，中国即便加入世贸组织，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也还要五年；再说，人家老外初来乍到，要想夺走国有银行的地盘也不那么容易，“瘦死的骆驼大如牛”，国有银行就算是躺倒了任你宰割也还得让你费一番手脚。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若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的银行体制仍无大的变动，那么将要发生的冲突和竞争的实质，就是外资商业银行的效率与我们国有银行所依托的国家信用、国家信誉之间的较量，看是商业银行的效率更有力，还是国家的信用更可靠。以中国的国民性而言，想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老百姓并不见得就会那样吾新厌旧，那样急功近利地弃国有银行而就外资银行。毕竞，中国人相信自己政府的心性是根深蒂固的，“血浓于水”，不完全是出于爱国之C，同时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至于时间长了，外资银行若真的在中国站住了脚，并逐步“淡”去了中资、外资银行的界限，则百姓将何去何从则又当别论。上文所分析的目前的城乡储蓄存款分流，主要原因其实是近年来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股票、房地产等吸引了更多的私人资金，这里牵涉到的又是我国金融体系应以“间接融资”为主还是“直接融资”为主的问题，与外资银行介入的影响不是同一回事。当然，单从银行角度来说，无论何种因素导致的存款分流，都会对其业务经营乃至生存状态构成威胁。如果届时内外两种因素一起袭来，前后夹击，使“流动性”的警戒点骤然达至临界点，国有银行尽管有国家信用做担保，虽不见得会立即危及根基，也有可能闹个一时措手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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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在日前召开的“资本市场与西部大开发研 讨会”上透露，中国证监会有可能设立一家延伸于证监会以外的证券民间监管机构。梁定邦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现有的“后发制人制度”有一定的弊端，等问题出现以后再去解决，有些事情已无法弥补，比如某些机构违规操作、信息虚假披露给中小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给市场人心造成的不良影响等等。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防范于未然。因此应设立一民间监督机构，比如法律或会计方面的，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下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经营管理以及证券市场的交易行为进行广泛的民间监督，给证监会的监管做一个必要的补充。

梁定邦还针对前段时间市场上关于资产管理公司可能做市场承销人的传言表示，这种作法容易导致利益冲突，理论上行不通。

（编注：除了技术上的需要外，一直来由于行政审批制造成大量不合格公司上市的现实，给证监会行使监管职责也带来沉重的压力，管又不是，不管又不是，左右为难；有一家民间监督机构作为“独立的机构”，直接代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说话，就在原有体制外造成一股新的监督力量，对于促进市场的公正和规范肯定会有好处。只是在目前的状况下，作为民间监督机构，要去监督那些以国有控股为主的上市公司以及各类交易机构，是否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和配合。也就是说是否具有“权威性”，仍值得怀疑。比如，上周《财经》发表《基金黑幕》一文，无非是替中小投资者说了些话，且本身还是一家“官办”的媒体，居然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若纯属“民间监督”，即便获取相关的信息资料也有难处，监督起来想必不会那么顺利。不过， 梁先生说这家民间监督机构是作为证监会的“延伸”并接受证监会指导而设，有证监会作为依托，或许情况会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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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十家基金管理公司就《财经》杂志一篇有关基金行为研究报告发表的声明认为，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加，证券市场的波动将随之减少，这已经是被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所证明的公理，绝不是什么“未被证明的假设”，并表示后者的立论“违反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常识”。《财经时报》 对此发表评论说，我们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的话，机构投资者的增加是否减少市场的波动或稳定市场，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一直是有争议的。如1987年美国股市出现短暂股灾，有人组织调查认为是某些机构的抛售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此论又遭到另一些人的反驳，但双方都很难拿出全面精确的数据来证明两者之间是否有相关性。如果你对海外机构投资者进行调查，也是人言人殊。主要原因是机构之间也有分歧，一旦分歧加重，抛售与买进的数量和节奏也因此加大，行情的波动不可避免。评论说，如果一种猜想未被“证实”，或者按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说法，它没有被“证伪”，那它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不能称为“公理”的。有趣的是，“声明”在“绝不是什么未被证明的假设”后，又加了一句话，即“基金的每一笔具体的买卖行为，只能以追求基金投资人利益最大化为基准”。这 两段话之间用“分号”，按常理来说，它们应该有逻辑关系，或者按中文标点符号的基本常识，后一段话是对“公理”的补充或递进。评论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基金是代客理财的机构，在遵照市场的法规法律的前提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确实是题中应有之义，稳定市场与否，是另一个题目。但很突兀地补充这句话，让人摸不着头脑。

（编注：在编者看来，基金声明中的两段话，后者的补充其实是对前者的“否定”。基金在微观上追求利润最大化与稳定市场的宏观目标如何达到统一，声明并未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基金在这个问题上似乎陷入了一个盲区：基金向投资人负责，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来无可厚非，以其企业本性而言，它对稳定市场并无当然的责任；但我们的基金乃是国有机构发起并管理的从一开始就享受着国家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政府同时又赋予其稳定市场的“政策工具”的职能，所以，基金们不管事实上如何作为，表面上却必须维护其受命于宏观调控的“崇高形象”，这让人想起“皇帝的新衣”那个著名的寓言来。现而今凡亲身经历过股海沉浮的投资者谁不是。。知肚明，中国股市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场所，“马无夜草不肥”，机构也好，散户也好，唯投机方能生财，唯投机方能暴富。最可怜是那些死心眼的中小投资者，相信了“长期投资”之说多半被“套”死，于是更多的人亦步亦趋唯机构庄家马头是瞻，到头来又往往成为机构的刀下之俎。回顾中国股市这些年来的历程，哪一次较为剧烈的波动和震荡不是由那些机构应家策动而起？借政策造势，借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造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岂是那些孤立无援的散户们能量所及？可以这样说，监管、监管，管理层管住了机构就稳住了市场，没有一些“大鳄”居中搅和，小鱼小虾们是撒不起大浪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机构就是市场的消极力量、市场不需要机构投资者，恰恰相反，我们仍然认同若要稳定市场，必须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主张。原因不在机构投不投机，而在于机构相对于一盘散沙的散户而言更便于管理，便于监督。对有组织的机构投资者，管理层毕竟比较容易驾驭，比如信息披露制度，就只对机构有效，对散户就不存在这样的约束。但我们任何时候不能忘记，作为投资者，包括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其本性是逐利，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规定了其投机性亦在所难免。投机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市场本身需要一定的投机成分。问题在于机构要投机也必须守规合矩，不能超出规则允许的范围。现在引起人们关注的正是基金投机行为中的违规现象。当然，基金的违规与其从业人员的个人素质并不相干，而与我国基金制度设计的“特色”互为表里。现行的制度设计造成一种普遍的“打工”。。态，导致某些基金行为更缺乏投资理性的自律。这种制度设计也必然影响到管理层的监管力度，因为都是“国家所有”，都是“自己人”，即便遇到不得不处罚的事，也赶不上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唯有做做姿态而已。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诞生不久，尚处于探索阶段，制度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其发育成长经历一定的曲折并不奇怪。但是，作为基金自身，并没有理由早早地宣布自身的存在就是不可辩驳的“公理”，容不得外界对其行为有一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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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说，目前股市一般理解，投资是指持有 股票6个月以上，否则，应视为短线投机。以这一标准来衡量，新基金在股市的投机活动可谓蔚然成风。不久前公布的基金中报显示，23只基金上半年实现的证券交易总量1915亿元，支付券商佣金1．14亿元。目前基金总规模不到800亿元，扣除认购新股占压资金和购买国债的资金，实际投入二级市场的应不到600亿元。以600亿元的资本金买卖证券1900多亿 元，足见基金经理们短线炒作的兴趣有多么浓。事实确是如此。公布2000年中报的23家新基金上半年共买卖股票665只，占深沪股市共997只股票的 66． 7％。其短线炒作面之大，令人震惊。由于基金的大肆短炒，使得它们买进卖出股票的涨幅、振幅、换手率都高于大盘。基金在2000年上半年买入的 381只股票中，平均涨幅为 55． 65o，平均振幅为 106． 13%，平均换手率为350。54％，高于深证综指和上证指数49．7％和41．09％的涨幅，也高于深沪两市上半年平均 81． 44％和 308％的换手率。基金操作过的股票中，买卖股数占流通股的比例越高，则该股的振幅和换手率也越高。可见，基金对重仓股的短线行情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值得投资者关注的是，这部分股票既无业绩优势，也无明显的行业倾向。381家上市公司中有205家业绩下降，今年中期平均每股收益较上年下降0．005元，平均降幅 3． 7％，而 2000年中期沪深两市平均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0％。

何晓晴还引用相关数据表明，基金协同买卖股票的行为屡有发生，基金买卖ST、PT股票的兴趣亦相当浓厚。

（编注：在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的眼里，罗列大堆的数字是最令人厌倦的。然而，没有办法，要说明如基金操作行为之类的问题，非得不厌其烦地引用相关数据不可，甚至是如此引用数字证据，还可能招来“来历不明”的口实。大凡中小投资者天天与股票打交道却对“数字”不感兴趣，他们所关心的至多是自己账面上买进卖出的数字出入，对于反映上市公司基本面。反映机构操作行为的数据则很少关注。也珠怪他们，一来报上公布的数据本身往往有水份，二来也不知如何加以分析，唯有人云亦云，盲目跟风而已。在中小投资者处于如此一种不利地位的情况下，有知情的内行人出面整理、分析相关信息，将那些有数据支持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市场对他们．应该表示敬意，有什么理由讳疾忌医、拒人于千里之外呢？基金也好，其他机构也好，若真正从维护市场的立足点考虑，犯得着“闻过则怒”吗？我们再重申一遍，基金目前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并非谁之过，而是环境使然，制度使然，为发展之所必然，基金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炒作股票也无可厚非，对这一切都不必求全责备；但基金们也绝无必要以稳定市场的“救世主”自居，更不应文过饰非，再将自己乔装打扮以欺人又欺己。市场要求规范，无论投资抑是投机，守规操作就行。眼见得开放式基金都将出台，还是老老实实说话做事，以实力见高低，给投资者多一分信心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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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专家提出诸如定向配售、向流通股股东配售、拍卖、场外协议转让、回购注销、股转债、设立专门机构集中持股等多达几十种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但无论哪种方案，最终都要落实到一个字——钱。《财经时报》载文介绍，到目前为止，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总股本规模约为2846亿股，按今年5月底收盘时的市值计算，沪深两市国有股的市值约为22550亿元，占总股本的62％左右。如果把非流通股由目前的62％减持到51％，大约要减掉300亿股；如果减到 30％的一般控股标准，则需减持 900亿股；要想彻底解决国有股流通问题，减持总量约为1760亿股。如果每股净资产按3元的价格计算，即使将国有股减持 10％，就需 900亿元，而去年全年股市的扩容规模也就940亿元。显然，靠场内现有资金完成国有股减持是根本不可能的，难怪股市对国有股减持反应如此强烈。有专家认为，中国股市的主要问题是收益不大，企业业绩表现差，如果大量减持国有股，会对股价带来毁灭性打击，毕竟盆里就那么多水。

专家还指出，在一个资本市场，它每年所能提供的新增资金量是有限的，不是说你想要多大就能有多大。比如说“配售”是减持的最好办法，但实际上配售最致命的问题就是“背着抱着一般沉”，你拿走了这些钱，就相应减少了同样数量的新股增发，其它公司的配股资源就没有了。

那么，从哪儿找钱去呢？国内最有钱的莫过于银行，但受《商业银行法》限制，银行资金不能进入股市。有人提出搞一个过渡性安排，就是培育机构投资者，由机构投资者把市场撑大。但机构投资者从哪儿来，又牵涉到金融体制问题，我们的金融体制不允许国外投资者进入中国A股市场，而国内的机构投资者，比较有钱的还是银行。

（编注：此前，有财政部领导称国有股减持对证券市场是“重大利好”。国有股减持关系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关系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从全局来看，从长远来看，减持岂止是对资本市场，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重大“利好”，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所谓“减持”，其实就是交易，就是买卖，一方要卖，就得有另一方要买，所以，问题最终还得归结到“钱”字上。偌大的国有股规模要变卖出去，若是只把眼睛盯着场内现有股民的口袋，哪怕是榨它个油干大尽也解决不了问题，徒然给市场带来骚扰，增加恐慌情绪。我们既然想通过市场来解决问题，则前提必须是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有效率的市场。专家们想出的办法已不胜枚举，各种办法都有其可行的理由，但对“钱从哪里来”这一症结似乎都未能有一个圆满的答案。窃以为钱不是没有，钱有的是，国内有，国外有，关键是要把视野拓宽，把市场做大，使交易双方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条件。如同前些时候一些单个国企的拍卖，各地若拘限于本地客商划地为牢，或搞定向交易内部圈定，往往达不到满意的效果，而一旦打破地域界限，向省内国内甚至境外开放，则形势易位，卖方市场骤然形成，拍卖标的大幅上升。国有股减持总体上需要造就一个卖方市场，只有让更多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进入市场，万商云集，买的人多了，这生意就好做了。据说现在就遇到一个能否允许海外投资机构进入的问题。有人提出，要防止像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外资快进快出短线投机的危害。有专家则不以为然，认为首先需要澄清一点，即所有的投资者，不管是国外的国内的，都没有义务帮助减持国有股，他们的买和卖，都只能是一个目的，就是获利，天下熙熙，只为利来；其实，只要对市场有信心, 即便是外资，“出”也是暂时的，“进”则是长久的。前提是打开大门 ，招商引资。只要是公平买卖，卖给谁还不是一样？其次是要由市场定价，确立由市场生成的价格机制，而不能再由政府定价。政府想卖得高，可是无人问津也是白搭。在交易双方、多方讨价还价竞价的基础上达成的价格是最合理的价格，谁也不亏。当然，这就需要公开所有的价格信息，不许造假，不许“桂羊头、卖狗肉”，按质论价，按实论价，童叟无欺，内外一律。果真能做到这样，想必没有理由卖不出去，想必这样一种各方认同的交易没有理由会对市场造成冲击。因为认同这种交易，必定会有场外资金包括国内国外的资金源源不绝地流入场内。问题是我们讲了半天，我们的市场是否愿意完全开放了呢，管理部门是否同意完全由市场决定国有股的价格了呢？如果这一基本的前提尚未确立，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设计，再好的办法恐也难以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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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工商时报臧文介绍，据旅游部门提供的消息，今年国庆黄金周 期间，出现了一个“新景观”：沪上一些高校大学生手持“助学贷款”去外地旅游，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从生活费中挤出这块费用。据了解，随着助学贷款范围和条件的放宽，这种拿助学贷款去旅游，甚至购买手机用于“扮酷”的现象，在其他地区高校中也有发现。另据有关调查，当前在基层一些金融部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种种将助学贷款“变通”处理的情况。对于这种助学贷款被挤占挪用的现象，业内人士认为，其危害性很大，严重背离了助学贷款政策的初衷，将“穷学生贷款”演化为“贵族子弟贷款”，在大学生中助长了奢华浮靡之风，最终失去了助学贷款政策存在的合理性。助学贷款中含有各级财政贴息（ 50％）因素，听任助学贷款被挤占挪用，客观上会导致部分国有资产的流失，且因容易导致暗箱操作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

（编注：助学贷款的发放，总体上是一件修行积德之事，让多少贫家子弟圆了大学梦，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那么一点纰漏也可以原谅了。若论以上这种现象的出现，则仍需反诸于政策、制度的研究。凡有违反政策初衷的现象发生，说明这项政策设计本身仍有偏颇或者具体执行中出了毛病。“助学贷款”当初设定的对象、约束条件等都很明确，出现以上现象，则主要还在于银行的把握。我们的银行往往容易犯此类“本末倒置”的错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强调某一项业务，就把这项业务夸大到了覆盖金体的地位。不知是否与对个人的激励有些关系，令员工将个人的些许奖金看得比整体的效益还重，如同以往的拉存款一样？当代大学生自然属于头脑灵活的一群，对现代社会“预支消费”的时尚接受得最快，对自己将来赚钱的能力也最有信。。，既有“漏洞”可钻，何乐而不为。当然，银行若单从自身的经济效益而言，贷给谁都一样，或许贷给“贵族子弟”比贫家子弟更有保障，这也是造成助学贷款被“变通”被挤占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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