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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邳州市前市委书记邢党婴现身说法，终于证实了邳州“官潮之外不明就里的老百姓的猜测：“市委大门往里看，里面坐着邢百万。”道貌岸然的邢党婴以及一切腐败分子在被揭穿之前，都是如此这般窃据在某一岗位，欺上瞒下，偷天换日，蛀空着国家基石，吸食着百姓的血汗作者陶建荣，以其任职检察院的身份，掌握到该案的全部材料，活脱脱地刻画出一个货真价实的腐败分子的形象。相信读者将从本文受益：认识邢党婴；或以垮台的邢党婴为前车之鉴……如此则“官潮幸甚，人民幸甚！ 我叫邢党婴，男，今年４４岁案发时，党员，原任邳州市(县级市，属徐州管辖)市委书记，省八届人大代表，现在省第Ｎ劳改支队服刑。 我出身于贫苦家庭，从小被遗弃，至今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谁不疼爱自己的骨肉可是，在那个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养活的艰难岁月，为了少一个负担，也为了给我留一条生路，他们用一床破棉絮把尚在襁褓中的我包好，放进一只大木桶里，将我推入大河。铁路工人邢振天在河中发现了已奄奄一息的我，把我捞起抱回家中，抚养成人。为了让我牢记自己的身世，不要忘记共产党和人民的养育恩情，父亲将我取名为“党婴”。 １９６６年，由于家境贫寒，我小学毕业便被迫辍学。１９７０年７月，我重新获得了一次短暂的求学机会，上了半年的学堂，然后到徐州风动工具厂做工谋生，学的是电焊。在厂里我吃苦耐劳、积极肯干。１９７３年，我２０岁，当上了厂里的团支部书记，不脱产，和工友们一样一身油泥，两手老茧。同年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７８年８月，我２５岁，任徐州团市委书记，成为一名正处级领导干部，是同龄人中佼佼者。 此后，我一直在轻工系统工作，历任徐州轻工机械厂副厂长、轻工局供销经理部经理兼书记，期间，曾到中国矿业大学企业管理系学习３年。 １９８５年５月，我３２岁，任沛县副县长。１９８７年，又回到市轻工业公司(原轻工局)任副总经理、经理。通过在经济管理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交错任职，我在各方面得到了全面锻炼，增长了才干。 １９８９年７月，我任徐州市体改委副主任。１９９０年２月，任郊区(今泉山区)区长。１９９２年３月，我３９岁，任邳州市市长；１９９４年５月，任市委书记。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是一帆风顺，年年进步，不忘父训，没有辜负党、人民群众和亲人的希望和培养，攀上了事业的巅峰。在家庭生活上，妻子是邳州市政协中层干部，女儿在徐州上高中，我是夫妻双方大家庭中的核心和骄傲。没想到人生最最重要的一步却误入歧途，跌入了犯罪的深渊。 这次案发或者说是事发，源于１９９５年春全市乡(局)级干部大调整风波。导火索就是１９９７年３月邳州市３８名老干部联名检举揭发：“谁来铲除邢党婴这个腐败分子”１９９６年，邳州出了个邹庄事件。邹庄镇进行农电线路改造，向每农户集资４０元，乡、村在执行中与农民发生冲突，致死一人。徐塘乡为征收粮食，又致死一老太婆。《新华日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予以报道、曝光，社会影响很大。从我到乡、村处理了一批干部，主要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３日，省纪委根据省委领导批示，对我进行调查。当时，我尚抱有侥幸、幻想，抵触情绪很大，感到十分委屈、窝火。我在仕途上跌打滚爬几十年，深谙官场之道，不相信会对我动真格的。在邳州这地方就我说了算，没人违抗我的意志。因此，我一方面向办案人员宣称，等事情完了，我要写一份材料向中央、盛市领导报告；另一方面，作了最坏的打算，采取了必要的应急措施，将存折、贵重物品转移到内弟家。在调查组返回南京向省委汇报时，以为他们草草收兵了。所以，在徐州、邳州大宴宾客。没想到，７月１３日，省纪委会同省检察院组成联合调查专案组又杀回邳州，对我进行了更全面、深入的调查。 就我记忆所及，与我有“礼尚往来”的有９０余人１３０余人次，几乎囊括市里的几套领导班子和市委、市政府下属所有机关部门、各乡镇；“往来”费用约５０万元、美元２５００元、港币３５６０元，另有金项链、金戒指、摄像机若干；其中司法机关判决认定的３５人计３１２０００元，以及上述美元、港币。这些钱，约有一半是在我的办公室收的，便于来人一边汇报工作、一边联络感情两不误。另一半是在邳州市委招待所或者徐州大巷口的家中收的，以避开办公室里人来人往、招人显眼，只有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在这里，我想把我人情交往中的一些典型例子摆出来，间或穿插一些当时我的看法和认识，由世人根据彼时的情景去思考、评说。 先说杜林双的３６０００元吧。 杜林双是四户镇石膏矿矿长，１９９２年，经在石膏矿与杜同事的我表哥介绍相识，杜林双以为能结识到市委书记，总算烧香找到了庙门。石膏矿原是村办企业，杜林双的身份是农民，后来，为了争取国家投资，石膏矿就由村办升格为市属企业。１９９３年，镇上又想把矿收回去，但杜林双想在市属企业工作，不愿回乡里，并且从长远打算，图谋自己的职务能得到升迁，并离开企业转到行政上工作。 １９９３年春节前的一天，表哥和杜林双到我徐州家中拜年。临告辞，表哥从身上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马上过年了，我来也没带什么东西，这个给小孩和家里买点零碎吧”。我揣摩这钱来路不正，是代杜林双送的，连忙表示不能收。表哥说，“这是我的钱，我们是自家人，你客气什么”经表哥这么一说，这钱由家属收下、清点，是５０张百元大钞。 １９９４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表哥和杜林双又来了，这次是到我住的市委招待所家里。我随便问了一些石膏矿的生产经营等问题，杜一一回答，说今年石膏生产形势不错，企业效益较好。随后，杜林双谈到，他１９８２年就在矿上干，十多年了，企业工作担子重，压力大，能不能到行政上干干，请邢书记多关照。我没有马上答应他，只是说在企业工作困难很多，你的情况我会考虑的。由于打过一次交道，杜林双看到我容易接近，所以，这一次就无需“犹抱琵琶半遮面”烦请表哥代劳了，直接从身上掏出鼓鼓的一只信封放在桌子上，说“过年了，我来看看领导，没买什么东西，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不想轻易收这钱，表哥在一旁，给他帮腔，说“老杜他是一片诚心，你再不收就是不给他一点面子，也是不给我面子了”。待客人离开后，按惯例由家属清点、收好，计１００００元，待积累到一定数额后存放银行。 １９９４年６月，我父亲去世，杜林双借机交给我“转交”他老人家烧纸钱１０００元。 １９９５年春节前夕，杜林双可能已听说要在四户石膏矿的基础上组建江苏一宝集团的风声，考虑到将来在集团的任职，因此，只身到徐州我家中拜访。虽然有些情况市委领导尚在酝酿之中，不宜对外传达、发布，但杜林双这几年都来拜年，人不错，都是自己人，没什么好隐瞒的，因此，我就直言相告：“快了，初步定在５月份成立。至于集团领导班子人选，你是石膏矿的元老了，由你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石膏矿矿长一职仍由你担任，享受副局科级待遇。”由于有了前两次经验，双方似乎达成了默契，毋须多费口舌，杜林双临走时掏出一只信封放在桌子上，就客客气气地说再见了。过后，由家属清点是５０张百元大钞。 在对我开庭审判时，我才得知杜林双这次送来的５０００元钱，颇费了一番心思。他先是自己垫支，然后开了两张计１６０００元招待费的假发票，在矿上报销，扣下这５０００元，另１００００元存放单位。他具有超前意识，考虑到随后中秋节又要来临，要早作准备，不料中秋节因故没送成，这１００００元就顺延到１９９６年春节才了结。难得有这样心中装着领导、“忠心耿耿”之人，这说明当初我对他的培养和重用没错。虽然这几年企业困难，效益滑坡，职工收入下降，但杜林双对我表示要对职工加强管理，勒紧裤带，克服困难。 １９９７年春节，杜林双又送我５０００元钱，手法照旧。由于石膏行业不景气，所以数额没有增加。我事后得知，杜林双为了这５０００元钱费了不少周折。春节前，矿领导集体研究给有关单位当然是有权的单位慰问一下，有国税地税、供电、铁路、四户镇等，矿上提了一笔５３７００元的费用约当地２００名矿工一个月的血汗钱，其中给四户镇党政领导１３０００元，把给我的５０００元也算在内，真正送给四户镇的只有８０００元。虽然四户镇是僧多粥少，不好分，但企业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只能委屈他们一些了。杜林双把我这位县太爷降格到了四户镇也是迫不得已，总不能集体讨论给市委书记行贿吧，也不可能在账上直接记上给市委书记送钱。我理解他们，不计较这些。 邳州市里都知道我爱收钱，肯帮忙，并且编出顺口溜：“市委大门往里看，里面坐着邢百万”。古人云：“从善如流，从恶如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现在邳州市上上下下刮起的送钱送礼的歪风邪气，不知道是我受风气的影响，还是风气受我的影响。 １９９５年５、６月份的一天上午，我外出办事回到办公室，见到（阎）大海邢的下级，后经商坐在会客室等我。原来，他得知徐州市一家造纸厂停产了，有一套设备要卖；同时，他获悉邳州市运河镇正在上马一个造纸厂项目，想转手倒卖这套设备。我当即安排市委办公室主任打电话与运河镇有关领导联系。不一会儿，分管工业的苏之炎副镇长和造纸厂宋昌方厂长匆匆赶来了，他们就在我办公室隔壁的会客室谈。他们似乎谈的不错，不一会儿，就一起向我告辞，说是要到运河镇去实地考察，现场洽谈。 随后，运河人两次到徐州查看设备情况，双方签订意向书，这当中，我都给运河镇打招呼，要他们抓紧把设备定下来，造纸厂尽快投产见效。 金秋１０月，他们正式签订了合同，价款２３０万元，预付１０万元定金。在庆功宴上，双方轮番向我敬酒，都说是在邢书记的“领导和关心”下进行的，什么都好谈。我给运河镇李书记打电话说，合同订好了，就抓紧时间把款付了。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８日，阎大海到运河镇提取１０万元定金，中午，在他住的锦华饭店宴请运河镇有关领导。大海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用运河镇的钱请运河镇的客，一毛不拔还落得人情；运河镇这帮人挨了宰还乐滋滋的，吃得津津有味。就席前，阎大海悄悄从刚拿到手的定金中抽出两沓２０００元，揣在怀里。席间，大海借口上厕所，叫丁水立镇长指一下路，两人一跨进厕所，大海将丁镇长拉住，掏出一沓钞票塞过去，说，“这次合作很好，以后还要请你多关心这是我自己的钱，一点心意，不要紧。”丁镇长假意推辞了一下，就接过来揣进皮衣口袋。神不知鬼不觉，两人在厕所里完成了一笔肮脏交易。 吃完饭，大伙步出包间，阎大海暗中拉了一下宋昌方厂长的衣角，宋厂长心领神会，有意与阎大海一起走在最后。阎大海掏出一沓子钱塞进宋厂长衣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和单委员单从田，运河镇派驻造纸厂工作一人５０００元，以后多联系，合作愉快”。 １９９６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家和阎家在一个饭店聚会时，阎以照顾我女儿上学的名义又送了５万元。 通过倒卖这套设备，我、运河镇的几位领导都获得了一笔不义之财，阎大海通过欺诈手段谋取暴利５７万元。可是运河镇倾其所有购买的这套设备，竟是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一堆废铜烂铁1996年６月７日，江苏省环保局《环境周报》和淮海经济区《经济新闻报》以《２０５万元买个“错”》为题，对这一事件予以曝光。运河镇、造纸厂的领导为了逃避社会舆论的监督、指责，以及有关部门的查处，欺骗群众，又不顾一切从银行贷款，盲目追加投资５００万元，企图使之起死回生。结果错上加错，造成损失进一步扩大，最终没有生产出一张纸，产生一分钱的效益。 后来，在这套造纸设备上以权谋私的运河镇有关领导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好几次权钱交易都发生在见不得阳光的厕所里，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因为这种交易原本就是见不得人的、肮脏的勾当。 我已是政治上被判处死刑的人，没什么好掩盖、隐藏的，请以我为反面教材，给当权者告个诫：慎用你的权力，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一旦失去权力，你将贬值，被逐出社会主流，没有人能保护你。 摘自《大地》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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