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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郭春涛说：“你们去法国留学，我立志在中国扎根！” 郭春涛在青少年时代就结识了毛泽东和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当时他在湖南长沙一中读书，毛泽东在长沙师范上学，两个学校距离很近，郭在长沙一中任学生会主席，毛在长沙师范任学生会主席，他们都是学生中追求真理、奋发有为的优秀分子。１９１８年，郭春涛和湖南同学２４人，先后来到北京求学。在成立湖南同学会时，郭春涛被选为同学会的主席。毛泽东这时已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李大钊经常把工作指示委托毛传达到湖南同学会去。 为了更多更快地学习革命真理和了解世界，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当时向政府提出一项建议，即从“庚子赔款”中取出些费用组织一批优秀青年到国外去学习。杨先生写信给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章士钊先生，章同意了。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在毛泽东的组织下，郭春涛和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一批青年同赴法国勤工俭学。行前，他们在长辛店办了留法预备班，由李大钊、杨昌济来讲课。 预备班结业时，宣布名单中却没有了毛泽东。一天晚上，郭春涛问起毛为什么不去留法。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春涛，我们去一些人到法国，目的是学习革命。你们这一批去，以后也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学习革命。但是，中国革命也要有人在中国扎根，扎根深了，如你们回来一结合，力量就大了，我就是准备在中国扎根的。” 李维汉回忆郭春涛时说：在法国，我和他“同床”，我们友谊很深！ 郭春涛、蔡和森一行经过４０天的风浪颠簸，终于来到了法国马赛。在异国他乡开始了艰辛而坎坷的勤工俭学生活。为了节约开支，郭春涛和李维汉两人商量好合用一张床，这样可以节省出一张床的住宿费，他们轮流睡觉；一个人白天睡，晚上去打工，另一个人白天打工，晚上睡。若干年后，李维汉见着郭春涛之子郭志坚，说：“在法国，我好长时间和你爸爸‘同床’，一个白天睡，一个晚上睡，我们感情很深的哩”１９２０年，决定在法国建立新民学会旅欧支部、“工学世界社”。大家一致推选蔡和森为社长，郭春涛为秘书长。郭春涛和蔡和森联名写了《论中国革命的道路》一文，先后在法国和中国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 １９２１年，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进步活动不满，竟命中国驻法公使馆停止支付学生的救济费用，这样，“工学世界社”和其他留法学生的最低水平的生活已无法保障。１０月１３日郭春涛、蔡和森、陈毅等回国。 回国后，郭春涛重入北京大学学习。 想方设法营救被囚禁的邓小平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郭春涛投身在一向倾向和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冯玉祥军中，担任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处长。当冯玉祥接到蒋介石“清除共党分子”的密令后，深感为难，郭春涛闻讯后即去找冯，郭提出了“礼送出境”的办法，使得在冯军中的共产党员没有受到伤害而被“保送”出去。 有一次，冯误囚了公开表态反蒋的邓小平。郭春涛知道了，很着急，急找在冯军中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党员刘伯坚商议，二人找冯玉祥去斡旋，从而使邓小平获释，保证了邓的安全。 南京保卫战中救两万难民转移，郭春涛说：“你告诉蒋委员长，我是郭春涛！……”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同年冬，日军长驱直入，直逼南京。当时，郭春涛正在四川刘湘军中服务，通过多方努力，郭说服了刘反蒋抗日，刘对郭极为信任，让郭做了西南绥靖公署秘书长。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就调刘湘部队驻守南京。郭春涛以第七战区司令部阵地委员会主席的重要军职，参加指挥了南京保卫战。当正在部署战防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签署的电报，电报命令第七战区所属部队撤出南京防守武汉。先行的刘湘把全部重担放在了郭的肩上，郭春涛夜以继日，顾不上吃饭喝水，指挥、安排各项事务。一日，他带着一个排的士兵，巡视到下关江边，发现这里秩序混乱，撤退转移的部队、家属以及各种物资堆积在一起，拥挤在江边码头待渡，难民约有两万多人。郭春涛派卫兵请来负责搬运轿车的一位军官，那军官说自己是一名舰长，是在执行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上面命令先把这批轿车运至武汉以供政府官员使用，他是“奉命行事”。郭春涛气愤地责问道：当务之急，难道是这些汽车吗？遂要他下令停止搬运汽车，改运难民。那舰长不从，对郭春涛说：“这是蒋委员长侍从室直接下达的指令，哪个敢违抗不听！”郭春涛无法再忍了，他命令身边的卫兵把舰长扣押起来，又让士兵冲天放了一排枪，然后命令：“把轿车和其他不急运的物件搬下来或摔在江里，先让两万多难民上船，运往安全地方去！”那些舰队士兵只好执行，逃难的百姓闻讯后，流着感激的泪水登上甲板。郭春涛站在码头上，擦着脸上的汗水，注视着运送难民的舰船一只只远去。他转过身，下令放了那位舰长，说：“我不难为你，你告诉委员长，我是郭春涛，你只是执行了我的命令。” 斯大林致电感谢，称郭是“卓越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１９３７年冬，郭春涛想去苏联学习军事，周恩来却指示他留下来，配合中共党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１９３８年，国民党政府由武汉撤到重庆，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驻重庆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到重庆后，即以郭春涛、秦德君夫妇家为据点，经常秘密开会，联络工作。 １９４０年，周恩来介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罗申来找郭春涛，请他帮助了解中国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活动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阶层和各党派的一些动态。郭春涛后来多方努力搜取，为罗申送去了不少情报。１９４１年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德国大使表示出希特勒要拉拢蒋的意图。之后，奥国总理来中国访问，也向蒋透露德国将以“闪电战”袭击苏联。郭春涛获悉这一重要情报，立即命秦德君将这一信息通报给罗申。罗申立即将情报报告给莫斯科……后来，罗申送来一份由斯大林亲自署名的致谢电报，对郭春涛给予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支援表示衷心的感谢，热情称赞郭春涛——“卓越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１９４６年底，在中共统一领导下，国统区的反蒋人民运动更为广泛开展起来。此时，“民联”中央地下机关随郭春涛先转到南京，又转至上海。周恩来电示郭要在南京、上海继续加紧工作，为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要他开展地下策反国民党海、陆、空军的工作。不久后，郭春涛在上海又联系中共地下党组织联合制定了上海解放前夕海陆空军总起义，并活捉蒋介石父子于复兴岛的计划。不料走漏了消息，蒋介石大为震怒，急令汤恩伯、毛人凤限期缉拿“中共上海地下市长”郭春涛，悬赏美金２０万的布告贴遍了上海街头。中共中央为此特电告上海地下党组织，建议郭春涛离开上海往解放区转移，郭此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又考虑到各项工作需要自己不得离开上海，于是坚持留下来继续斗争。 周恩来总理痛惜地说：“春涛是累死的。”“墓碑是我写的，还得加个红星。”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任命了３２位政务院参事。郭春涛作为与中共共事多年的党外著名人士被任命为主任。他曾说：“我虽是党外人士，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对我从没有见外，我提出过的意见，多数受到采纳，少数不能办的也给我解释。” １９５０年６月３０日，郭春涛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病逝，时年５２岁。 周恩来总理闻讯后，非常难过，他满怀痛惜之情地说：“春涛是累死的。” 周恩来总理特意为郭春涛墓题写了墓碑：郭春涛先生之墓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周恩来题墓石裁好，镌刻完毕，周总理又特意关照验看之后，说：“墓碑是我写的，还得加个红星！” 于是，在洁白的汉白玉石碑上端，又雕刻了一颗闪闪的五角红星。 郭春涛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同志和战友，他生前与长子郭志坚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一生最终信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苦难的中国。我与毛泽东一直是朋友，又很敬佩他。你问我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党我曾和共产党的朋友表示过入党的意愿，他们后来给我的回答是‘中央的意见，你在党外比党内的作用大。’所以，我只好做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 摘自《世纪》１９９９年第６期天琪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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